刘濞

人文周刊荐读 【荐读】全景再现江南文脉论坛:寻觅江南何处,回溯江南记忆,探究诗意江南,感知匠心江南|

作者:江苏税务 / 关注公众号:jiangsuguoshui_gov  发布:2018-12-07


新华日报·人文周刊(第69期)
【江南文脉·江南何处】

【江南文脉·记忆江南】

【江南文脉·诗意江南】

【江南文脉·匠心江南】


【江南文脉·江南何处】
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对于古代吴越民风曾有这样的评价:“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性格强勇,脾气暴烈,一言不合,就剑拔弩张。这样的江南,无疑与人们眼中的谦谦君子之地相距甚远。
今天的江南,处处诗意盎然:粉墙,黛瓦;油纸伞,乌篷船;梅子雨时,草长莺飞;文章锦绣地,温柔富贵乡……但江南的这种诗性,既非与生俱来,更非一蹴而就。古代江南,何以从崇武好勇而至崇文重教,最终成就了今日之江南?
在今天的小学语文识字课文中,有一首集句诗:“铁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这十二字,极简地勾勒出一个雄健强劲的北方、一个诗意缤纷的江南。但同时你会发现,和“江南”相对应的,并非“江北”,而是“塞北”。
这一字之差,或许正是我们解读江南文脉发生深刻演变的关键所在。
塞北,是一个比江北还要北方的所在,那里有着彪悍勇猛的游牧民族。膘肥马壮之际,他们一次次大规模南下,中原政权被迫向江南迁移。江南,由此成为庇佑并赓续中华文明的福地。可以说,正是在历史上多次的冲突与交融、毁损与重建中,古代江南成长丰盈,最终形成了迥异于北方文化的诗性审美气质。

泰伯奔吴,点燃江南文明的火种
南北文化的交融,最早何时开启?这要从殷商晚期的“泰伯奔吴”说起。
周太王长子泰伯,放弃王位继承权,携弟“奔荆蛮,自号勾吴”。他们和当地人一样,断发文身,并在这蛮荒之地,“化荆蛮之方,与华夏同风”,传播农耕技术和文化礼仪,使得“数年之间,民人殷富”。泰伯不慕权位的道德感召之下,“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余家”。
可以说,是泰伯最早将先进的中原文明带至江南。
吴泰伯
泰伯之后,吴国又出现了一位三让天下的季札。司马迁评价他是“见微而知清浊、闳览博物之君子”。因他封于延陵,也即今天的江苏常州,由此成为常州人文始祖。季札让国、观乐、挂剑、守仁的故事,为江南文脉注入了丰厚人文内涵。
其后几百年间,一代代吴王纵横捭阖、开疆拓土,使江南文明进程大大加速。
春秋末期,吴越征战频繁,子弟骁勇善战,所谓“好刚果而乏深沉”。人们“激而喜争”,从不轻易屈服。公元前494年的夫椒一役,越王勾践大败,被迫臣服于吴。被释归国后,“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终于灭吴雪耻。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的勾践剑,纹饰精美,剑气逼人,正是这一时期江南尚武的见证。
由于较早掌握了冶炼技术,春秋战国时期的宝剑利器,多出自吴越江南。据学界考证:春秋末年,吴王夫差曾命人在今天南京朝天宫所在的冶山一带设作坊、铸兵器。南京在历史上最早的城邑雏形,就是“冶城”。公元前472年,越王令范蠡筑城于今南京中华门外。“越城”成为南京建城史的开端。
越城遗址考古
吴越互为攻伐,积怨很深,但两国同音共律,有着共同的语言和文化。这一时期,无论是勾践的“卧薪尝胆”、范蠡的“功成而退”,还是伍子胥的“一夜白发”、孙武的“知彼知己”,以及吴越百姓间的“同舟共济”,皆为江南文脉奠定了刚柔并济、进退有度、崇武尚智、绝孝纯忠的厚重根基。
秦汉之际的江南文化,在南北融合中缓慢生成。但其与1800多年后康熙眼中的“东南财赋地,江左文人薮”,还有着很远的距离。
公元前223年,秦王灭楚,设会稽郡,在江南推行民族融合。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最后一次东巡途中,《史记》为我们生动还原了当时发生在江南会稽的一桩街头小事:“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籍”,就是论其神勇“千古无二”的项羽。不久,这叔侄二人便在吴中起兵,反抗暴秦。
秦始皇
西汉初年,由于诸皇子年幼,汉高祖“患吴、会稽轻悍,无壮王以镇之”,不得不分封成年的侄儿刘濞为吴王,统辖东南三郡五十三城,以此拱卫中央。也可见江南民风之剽悍,已引起统治者的不安。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迁14.5万关东贫民入会稽。其后,又迁徙北方大族于此,使“山行水处,耕战一体”的于越先民大大提高了生产力。
但相对于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原,“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总体依旧落后。
永嘉南渡,重构江南文化的重要节点
魏晋南北朝,江南进入由武入文的转型、重构期。政治文化重心也从今天的苏州、无锡一带,逐渐迁移至南京等地。
孙吴揭开了南京建都的第一页。其后,随着政权的兴亡更迭、统治者的亲疏褒贬,南京的名称频繁变更:建业,建邺,秣陵,江宁,建康……
南京,今天简称为“宁”,来自“江宁”这一称谓。它最早出现于公元281年。当时,已然平定东吴、统一全国的晋武帝司马炎,分割秣陵,设临江县,又改名江宁。这也是历史上南京又名“江宁”的由来。而究其内涵,正是西晋统治者最初命名时所寄望的——
江南安宁!
古代江南,却并不安宁。
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使西晋政权濒临崩溃。公元307年,琅琊王司马睿渡江南下,建立东晋王朝,定都建康(今南京)。
苏州拙政园 雾“染”水墨画
永嘉南渡,是研究江南文脉演变的一个重要节点。
伴随着中原政权的首次南迁,中国历史上出现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当时,北方迁往江南的人口有90万之众。“自晋咸、洛不守,龟鼎南迁,江左为礼乐之乡,金陵实图书之府”,南北政治经济的全方位融合,使得江南文化受到颠覆性震荡,并迎来由尚武好勇而至崇文重教的历史性转机。
90多万人南迁,并不是简单的数字相加。习俗、观念、语言、文化的迥异,使得这次南北交融绝非风和日丽。正如美学家宗白华所说: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朝分裂,使社会秩序遭到了一次大解体,中国人的生活中“点缀着最多的悲剧”,“人心里面的美与丑、高贵残忍、圣洁与恶魔,同样发挥到了极致”。
但惟其如此,择水而居的江南人,凭借着江海湖泊所赋予的开放与包容、灵通与智慧,在突如其来的外力冲击下,打开了视野心胸,迸发出惊人的能量与张力。“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此乃柔德。”水的善处下位、待机而动,水的随物赋形、兼容并蓄,都给江南人带来独特的生命体验和生存智慧。正因如此,这一时期的江南,同样在宗白华的笔下,又成为“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并将其比肩于西欧“文艺复兴”。
永嘉南渡,南迁的北方士族逐渐摆脱礼法束缚,褒衣博带,被发跣足,以其非常之言、非常之行、非常之道,造就了独特的魏晋名士风度,使江南文化呈现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美学新质。
竹林七贤
这一时期的江南,创造了一系列文化奇观,在科技、文学、艺术等领域,创造了极其灿烂的六朝文明。南京,则首开都城中轴对称布局的先例,成为人口百万的大城市。
但发生于梁武帝时期的“侯景之乱”,使江南蒙受了一次空前浩劫。史载:三吴之地“千里绝烟,人迹罕见”。建康城内,幸存者“百无一二”。叛军还纵火烧毁东宫三万卷藏书,象征梁朝文治的士林馆,化为灰烬。而在其后“江陵之变”中,梁元帝又焚书十四万卷,致使东晋以来南方集聚的文化典籍灰飞烟灭。
“大盗移国,金陵瓦解。余乃窜身荒谷,公私涂炭。华阳奔命,有去无归,中兴道销,穷于甲戌。三日哭于都亭,三年囚于别馆……”
侯景叛乱,庾信时为建康令,亲自率兵御敌。兵败失陷后,辗转流落北方,从此永别江南。他的这篇《哀江南赋》,堪称“亡国大夫之血泪”。
古代江南,何以安宁?
唐诗宋词,造就一个风华绝代的江南
公元589年初,杨广灭陈,把江南纳入隋朝版图,自此统一中国。
大运河的开凿贯通,为漕粮北运及南北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唐天宝年间,江南赋税所占中央财政比例已达12%~13%。10多年后,诗人韩愈又有“当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的记载。而比韩愈晚出35年的杜牧,更有“三吴者,国用半在焉”的慨叹。由此可见江南经济的快速崛起,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唐代文人以天下为己任,他们走出书斋,徜徉于江南山水之间,视野、胸襟得到了极大的扩张,诗词不乏堂庑阔大、气象皎然之作。
其中代表,莫过于扬州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诗人摒弃了六朝宫体的脂粉气,仅以月下的寻常景象曼妙铺陈,抒发了“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的深沉之思,堪称千古绝唱,被后人誉为“孤篇盖全唐”。
江南成就了唐诗,唐诗造就了江南。
春江花月夜
万余首江南诗词,无疑是对江南文化的又一次重构。
可惜,“安史之乱”,使中原文化再遭重创。时人惊恐,“四海南奔似永嘉”。亲历唐末战乱的韦庄来到南京,油然而生“六朝如梦鸟空啼”的感伤。
江南,再一次,失去了安宁。
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定都金陵,号江宁府。国祚虽仅37年,但其以文治世,善待文士,诗词书画,冠盖一时,社会风气进一步由尚武向尚文转变。
其后不久,吴越钱氏,顺应历史潮流,主动纳土归宋,使江南之地幸免于战火,江南文脉得以延绵。
北宋“右文抑武”国策,极大地促进了各文化艺术领域的交叉互融。宋代官员出现了文人化、学者化的倾向,诞生了像晏殊、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一批集学者、显宦、文学、书画等于一身的全才、通才式人物。
对此,历史学家陈寅恪的一句评价流传最广——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当时在经济上,“苏常熟,天下足”。南宋诗人陆游亦有“朝廷在故都时,实仰东南财富,而吴中又为东南根柢”的记载。
两宋时期的江南,源源不断地为天水一朝输送着富庶和诗意,在思想政治等领域,深刻影响和塑造了后人。
由吴县人范仲淹领导发起的“庆历新政”,对王安石变法产生重要影响。范仲淹不仅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个性风骨,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抒发了江南士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伟大胸襟与政治抱负;熙宁变法,则是王安石为富国强兵推行的一次改革,虽以失败告终,但其“矫世变俗”的大无畏精神魅力永存。
王安石
在科技领域,诞生于灵山秀水中的沈括,横跨自然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被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他和六朝时期的祖冲之,皆为江南文脉注入了不断探索的科学精神。
公元1127年,宋室南迁,行都临安(今杭州)。偏安江南,赵宋国祚得以延续150多年。
比起北宋诗人,李清照、岳飞、陆游、辛弃疾等,更多了一份内心的沉痛与担当,他们这一时期的诗词也别具气格:“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他年要补西北天”“待从头收拾旧山河”……陆游更是“六十年间万首诗”,爱国情怀,成为主旋律。
公元1279年,宋元崖山海战,一位江南人的悲壮之举,历史不会忘记。
陆秀夫,三岁随父迁徙镇江。江南山水的濡染,使其性情沉静,才思清丽。崖山兵败,时为左丞相的陆秀夫,担心又一次上演“靖康之耻”,毅然背起8岁小皇帝赵昺,投海而死。10万军民紧随其后,蹈海殉难。
明代士人对此喟叹不已:“擎天者,文天祥。捧日者,陆秀夫。”
陆秀夫蹈海
崖山之役,对江南乃至华夏文脉的破坏力之强,至今仍为海内外的学者所热议。但中国版图之大、生命力之顽强,使华夏文明不仅在异地迁徙中得以幸存,更以其海纳百川的智慧和气度,在与北方多民族的深度交融中转危为机。
元代,以赵孟頫、“元四家”等为代表,江南文化进一步呈现出尚笔墨意趣、求韵外之致的重要美学新变。
剑气箫心,铸就江南文脉的刚柔两极
明清之际的江南,经济文化,堪称鼎盛。
明初,江南以南京为政治中心,辐射至整个太湖流域。明中期,江南“土地无有一省之多,而计其赋税,实当天下之半”。这一时期的江南,在天文、地理、造船、水利、纺织、农业等方面突飞猛进。海上丝绸之路,经汉、唐、宋、元的不断开辟与发展,以郑和远航为标志,达至极盛。当年,他率众从江苏太仓出发,把江南的丝、瓷、茶等风物带至更为广阔的海外市场。明朝中后期,江南出现商业性集镇和资本主义萌芽。
郑和下西洋
对于江南文化,梁启超的“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一说影响深远,很多人据此认为,江南文化精美绮丽,却柔弱无骨,缺乏北方文化的雄浑刚健和精神担当。
这无疑是一种误读。
江南,既有杏花春雨、款款柔情,也不乏铁马秋风、铮铮侠骨。
历史上的三次北人南渡,江南各地目睹兴亡交替,也曾经历过屠城劫掠,白骨成丘,文化断层。仅在明末清初,就有“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江阴八十一日”,金华更是“三日人头如雨落”……
江南,是在一次次的毁灭、重建中艰难崛起。因此,江南文化虽有着清丽精雅的质地,却是水之柔德,赋予了江南人超脱现实、超越危难的诗性化解能力,锻造了江南人举重若轻的诗性文化心理。
明清以来,江南人从没有一味隐逸,追求闲适。而是在重要的历史时刻,以其深刻的忧患意识,支撑起中国近现代史上思想、文化、科技等领域的进步与创新——
钱塘人于谦,“但愿苍生俱饱暖”,一生尊文天祥为楷模,忧国忘身。
顾宪成撰写于无锡东林书院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至今朗朗传诵。
东林书院
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反对封建专制,反对浮夸空谈,提倡唯物主义,讲求明道救世。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更是独超千古,铿锵有力!
晚清以降,江南文化的刚柔两极,在龚自珍、秋瑾、鲁迅等人的身上,完整、典型地交融在一起。他们以其剑气与箫心,彰显了江南人柔弱外表下的倔强风骨。而在百年前那场扭转乾坤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大批江南儿女提倡民主与科学,倡导新道德与新文学,极大地解放了思想。
二十世纪的江南,依然沿袭着崇文重教的深厚传统,大批江南学子走出国门,追求新学。学成归来后,成为新中国杰出的科技领军人物。
自泰伯奔吴,江南文脉经历了由尚武而至尚文、崇勇而至崇教的漫长演变。改革开放40年,春风又绿江南岸。今天,科学技术的全球化进程,再一次为江南带来转型之机。今天的江南,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文化版图中富有创新活力的重要区域。梳理江南文脉,不难发现,早期江南的倔强、勇气,依旧构成今人不断超越、创新的精神底色;数千年厚重的人文积淀,也必将使江南以其诗性美学自信悠然于世界文化之林。
作者 赵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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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文脉·记忆江南】


江南的文化精神是什么
在诗词歌赋中,在典章书籍上,在音乐舞蹈里,“江南”无处不在,但说到什么是江南文化,却很难说得清。
文化江南像水一般灵秀,它的形成发展有一个兼收并蓄、浪奔潮涌的发展历程。泰伯奔吴点燃江南文明的火种,吴越争霸使江南第一次跃上中华文明的中心舞台,江南崛起则得益于两晋之交、唐末五代和南北宋之际三次“衣冠南渡”,江南成为中原正统文化的庇护地,中原文明则输送来大量人才和先进生产力。明清两代,江南的繁荣达到顶峰,清末的开埠通商使江南在时代巨变中古今交融、中西合璧。今天的江南,是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文化版图中最具创新活力的区域之一。
“自南宋以来,长江三角洲一带的江南地区是中华文明的精华最集中地区,可看作是中华民族的粮食仓库和广大人民安居乐业的生活家园”,夏威夷大学教授、世界中国哲学联合会名誉会长成中英在主旨论坛演讲时说,“我的少年时代已经历了南京鸡鸣寺、玄武湖一代的风光,感受良深,至今仍令我低徊深思不已,心中保存着一番诗情画意的形象。江南的多姿多彩、美丽温婉用之于现代,我可以预言,江南文化将在当代数字化与数据化的信息科学与生物技术设计上大露头角。”

成中英先生
与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相比,江南文化的观念遗产更受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关注,他在演讲时说:“吴钩、越剑已不是今人防身利器,但千锤百炼、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代代相传;东林书院已不合现代教育制度,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人生理念与世长存;‘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伟大理想,是孔子对常熟人言偃的询问作出的回答;中国最早的文学总集《昭明文选》,最早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和世界上年代最早的百科全书《永乐典》产生于南京;歙砚、徽墨、湖笔、宣纸是天下闻名的文房四宝;宋代杭州以印刷质量之佳在全国独领风骚……中国古代著名藏书家中,江南人士占十之八九,晚清中国四大藏书楼江南共占三席……”在他看来,江南文化是气象万千的文化奇观,为我们继承传统、再创辉煌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大舞台,对江南文脉进行深入研究、总结,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课题。

莫砺锋先生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燕文在致辞中表示,江南的文化精神最突出的有四个方面:
其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担当。东林书院胸怀天下的情怀,顾炎武“匹夫有责”的强音,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激情,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远大志向,都是江南文化心系国运、勇于担当的生动体现。
其二,重商致用、兴利济民的经世之风。江南孕育了贾而好儒、商而兼士的“绅商”群体,永康学派与永嘉学派主张事功之学,王阳明心学主张知行合一,顾炎武研究“天下郡国利病”,都是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的杰出代表。江南人“不贵空谈贵实行”,专精一技,丝绸、刺绣、苏式家具等巧夺天工,至今享誉世界。
其三,崇文尚教、儒雅博学的精神追求。江南自古就是天下文枢,官学、私学皆兴盛,江南举子金榜题名者之多冠绝天下,学术与文学艺术登峰造极,江南的文教惠泽产生了丰富的精神文明硕果。
其四,海纳百川、开放兼容的广阔胸襟。江南文化开放包容,东吴割据、东晋南渡开发、拓展了江南文化的疆域,近代江南碰撞、吸纳西方文明,改革开放以来江南始终走在开放和创新的前列。

在论坛学术成果发布会上,省社科院副院长、东南大学教授樊和平表示,论坛最基本的学术成果,就是唤醒了“江南”的文化记忆和文化意识,在在域文化和地域文明形态的意识上形成“大江南”的文化意识,建设“中国的江南”“世界的江南”,从历史意识走向现代意识,从文化传承意识走向服务国家战略意识,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创新提供源头活水,为人类通往未来的文明理想提供智慧力量。
博物馆里有纯正的江南记忆
“江南是文化上的学霸、财富上的巨贾、制造业的匠人、天地自然的写生者、高情商多技艺的达人、衣食住行的生活家,那么纯正的江南在哪里”,在首届江南文脉论坛的分论坛之一“博物馆与江南记忆”上,论坛主持人、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说,“就在我们的博物馆里。江南文脉为博物馆注入什么样的文化基因?博物馆应该如何更好传承弘扬江南文脉?这是时代给博物馆人的大命题。”
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
上海博物馆前馆长陈燮君在主旨发言中开宗明义:“博物馆里有江南文化的睿智、情怀和品格。”他所理解的江南文化,不仅仅有园林、戏曲、诗词、书院,更有人文精神、价值判断、人生理念,有敬畏,有感恩,有情怀,有风骨,不但是崇高的文化丰碑,而且成为一种融入百姓日常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交流方式甚至消费方式。因此博物馆呈现江南文化,不能仅限于风花雪月、丰饶物产,而是要有时空的穿透力。对上海市的博物馆来说,呈现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志丹苑元代水闸等表现江南文化是历史的,即将开幕的董其昌书画大展等则可以表现江南文脉的传承性,从清末江南制造总局到今天江南造船厂的沿革可以看出江南文化在一个城市中的转型,而各类与水相关的遗产遗迹则见证了这座移民城市的担当、重商、睿智、时尚和创新,体现了江南文化如水一般的开放包容成其大。
上海博物馆前馆长陈燮君
浙江省博物馆馆长陈浩在演讲时归纳了江南文化的特色:江南民性灵秀慧颖,艺术发达;征服江河湖海培养了刚毅、勇武的气质;崇文重教,人才辈出;开放而善于融合,坚定但不固步自封;宗教氛围深厚,文化个性自由活跃……江南地区的博物馆数量及接待人数均名列全国前茅,那么博物馆该如何更好展示江南文化?陈浩认为,首先要明确博物馆的性质和定位,例如南京六朝博物馆定位于南京作为六朝都城的史实,通过城、人、事、美等角度全面展示六朝的历史文化,对文物进行组合式、场景式展出。余杭博物馆(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通过吴越春秋、江南市镇、水乡风情三部分展陈,表现江南如何从蛮荒落后的地区变成中国最发达、最文明、最具现代感的地区。其次要构建具有江南地域特色的藏品体系,深入研究江南地域的历史和文化,陈列展览的关注点要从帝王将相转向普通人视角,从展示奇珍异宝转向普通用品,反映不同时期江南地域特色的生产、生活用品,以展览陈列讲述江南故事。
浙江省博物馆馆长陈浩
作为讲述“江南故事”的个案,常州博物馆馆长林健在论坛上介绍了该馆极具江南性格的《龙腾中吴——常州历史文化陈列》。展览共有五个板块,从中可以读出很多历史细节,如公元前457年,吴王寿梦四子季札封邑延陵,开始了2500多年的城市发展史;南朝画像砖印证着两晋时期北方士家大族南迁,使常州成为齐梁两朝龙兴之地;运河开通后,常州得长江、运河之便商贸繁荣,宋神宗时常州人口超过宁波和温州这样的海外贸易港;南宋时元军统帅左丞相伯颜率20万大军围攻常州,讥称常州为“纸城”,但孤城人民浴血奋战半年,又被他叹为“铁人”……不仅呈现了灿烂、精致的物质文化史,也勾勒出常州人谦逊守信、南人北相与“事事当争第一流”的性格成因,表现出江南文化在常州留下的深厚底蕴。
常州博物馆馆长林健
不过江南的味道在变淡,这也引起了与会博物馆馆长们的关注。一些馆长表示,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剧,作为文化意象的江南正在飞快地改变。例如乌镇、周庄这样的古镇,随着经济的发展更多地变成了旅游的景点,商业氛围越来越浓,而不是以前那种诗意的栖居地。因此,如何更好地保护、传承江南文脉,正是论坛的意义所在,而博物馆更应该致力于江南文脉的保存,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应该得到有效保护,让人们可以在博物馆里看到纯正的江南味道。
《江苏文库》,江南文脉的承载和传读
作为首届江南文脉论坛重点内容,《江苏文库》首批86册图书隆重发布,一共收录江苏历史文献152种,其中既有珍贵历史文献,又有代表当今最高学术水准的文献整理与学术研究。我省预计用10年时间,以书目编、文献编、精华编、方志编、史料编、研究编为脉络,出版3000册《江苏文库》,既全面展现江苏悠久绵长的文脉,又承担起传续江南文脉的历史重任。
在“中华文化传统中的江南文脉”分论坛上,山东大学文学院杜泽逊教授列举一段史事,清代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要求各省献书。其中浙江((献书4524种)、江苏(献书3917种)两省献书最多。可以想见,出自浙江、江苏两省属于江南区域的献书,应该占到相当比例。

从《江苏文库》收录的典籍中,可以看出江南人文之鼎盛,刊刻之发达。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王锷教授介绍,《江苏文库·文献编》首批出版38册,收录经部总类10部,《周易》类107部,很多易经著作出自江南人手笔,如宋代昆山人吴仁杰的《易图说》、元代苏州人俞琰的《周易集说》等。明清时代,江南研究、刊刻和传播《周易》的学者更多,如南京人焦竑、程廷祚、徐鼒,苏州人归有光、张献翼、浦龙渊、惠士奇惠栋父子,无锡人高攀龙、杨名时、任启运,常州人钱一本、孙星衍、张惠言等都是杰出的易经学者。
在系统整理江苏历代典籍中,学者们也不断发现出自江南的珍贵文献。史料编主编、南京师范大学江庆柏教授介绍,江南地理史料中有不少和园林有关的文献,如《金陵园墅志》《寄畅园志》《沧浪亭志》等,珍贵史料记录下很多已消失的江南园林的尘影旧事,元代昆山的玉山草堂是文人顾瑛的别业,他在这里广招文人墨客。名流无不折节纳交,笙歌文酒,殆无虚日,这些在顾瑛的《玉山名胜集》中有生动描绘。

社会史料则展示了江南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江南相关的有《毗陵二十四孝图说》《江阴乡约汇编》《清道咸间苏州府禁淫告示》等。江庆柏列举出《江阴乡约汇编》一书,此书由江阴乡约局于同治六年刊印,记录江阴农村乡民订立共同遵守的规约,并积极互助救济,生动反映了清末江阴社会风情。
精华编主编莫砺锋教授说:“当代中国正处于文化复兴的时代,当代中国人应该保持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敬畏和传承,也应当重视典籍的保存和整理。动植物的生命奥秘在于一代代复制基因,文化的生命就在于某些基本精神的代代相传。今天,我们对江南文化的典籍进行全面细致的整理,对江南文脉进行探源溯本的研究,不仅能够为江南乡土文化的发展创新提供资源,而且能为整个中华文化的发展创新提供地域经验。”

“盛世修典”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历代中国人通过各种方式保存、整理古代的典籍,进而从中撷取精华,阐释义理,以达到“温故而知新”的目的。但是《江苏文库》志向并不止于此,这项工程本身就是江南文脉在今天的延续。古代的经典作品流传至今的价值,并不是专供学者研究,而是供社会大众阅读,从而获得精神滋养,进而推陈出新,继往开来。
“江南文化不仅属于历史,也推动着今天的进步”,江南大学庄若江教授表示,江南文化总是能敏锐地顺应时代潮流而变,在上世纪20年代和改革开放初的两次经济崛起,江南人都是领潮人。江南生活的诗性审美追求,既不排斥社会伦理又张扬人性,这种开放包容、汇通畅达的价值追求,为新的世界秩序、新的思想体系建立输入了新的思想资源。璀璨的江南文化有助于丰富城市历史底蕴,探寻城市基因,也能有效提升城市凝聚力向心力。以“水”为性格的江南文化中经世致用、智慧灵动、兼容开放、崇文重教、精细雅致、刚柔相济等特质,在未来将会呈现更大的现实意义和世界意义。
交汇点 王宏伟 于 锋/文
万程鹏 邵 丹/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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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文脉·诗意江南】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白居易的江南;“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这是杜牧的江南;“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这是刘禹锡的江南;“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这是柳永的江南……江南,不仅是地理概念,更是一种文学的存在。在江南文脉论坛“诗词与江南文脉”分论坛上,程章灿、罗时进、孙虹、戴伟华、赵昌智等学者谈起了文学视野下的江南,以及与江南相关的文学。
“对江南文化的理解或认同,掺入了主体各自的想象,其中,文学是想象江南最有力、最普遍、最多姿多彩的一种形式。”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长江学者程章灿说。

说“想象”江南,是因为很多关于江南的动人诗词,均出于外来者或流寓客之手,如中唐诗人刘禹锡《金陵五题》:无论是“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还是“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抑或“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早已成为脍炙人口的名句,但在写下这组诗篇时,诗人并没有来过南京。程章灿认为,这是一次典型的“望江南”——各种外来游子,和从来没有到过江南的外乡人,以反客为主的抒写,建构起文学想象视野下的江南,赋予江南文化符号以丰厚多元的内涵和奔腾不息的生命力。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种对江南的想象。在缤纷多彩的想象中,最核心的因素是隐含其中的江南精神。“江南是一个观念,江南有一种独特的文化生态。”程章灿说。他将这种独特的精神观念概括为离弃政治、回归自然和崇尚知识。自泰伯奔吴后,越相范蠡、晋人张翰回归江南的故事接续了崇尚适意自足的江南文化传统,据说,后者致仕归乡的理由是思念吴中的莼菜鲈鱼。在程章灿看来,张翰心心念念的莼菜羹鲈鱼脍,不仅是简单的两道菜肴,更隐喻着适意自足的生活方式,其弃官回乡之举代表了向心灵故乡的回归、向自然本真精神的回归。这一返璞归真、闲适淡远的文化精神,在后世文人的江南书写中不断强化,成为江南文化中一股绵柔而强劲的力量。
泰伯奔吴
江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孙虹关注南宋遗民词人对江南故家的文学抒写。“故家”的说法见于谢翱、张炎的诗词。谢翱《梅花二首》(之一)写道:“春过江南问故家,孤根生梦半槎牙。”张炎《思佳客·题周草窗〈武林旧事〉》中有:“铜驼烟雨栖芳草,休向江南问故家。”孙虹认为,这里的“故家”,其实是家国一体的“故国”。通过宋季遗民词人的集体唱和,对江南故家的怀恋和书写成为一种文化隐喻,江南不再仅仅是草长莺飞、烟波柳岸,也和家国情怀、黍离之悲紧紧地联结在了一起。

与江南有关的文学,和文学视野中的江南,是一种多维度的存在。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江苏省吴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罗时进,十分关注清末民初江南出现的“奇女子文学”。早在明清时期,“闺秀而兼名士”就成为江南女性的追求。到了清末民初,“奇女子文学”蔚为大观,携时代风云而动的民主革命家秋瑾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她的启蒙带领下,南社成员徐自华姐妹都炼成“奇女子”,积极投身历史洪流,更有近代无锡女作家秦森源在年仅25岁的生命中,写下“斫断昆仑歼白虏,倒注东海灌强仇。斩首楼兰系南越,壮志不为觅封侯”这样荡气回肠的诗句。“奇女子文学”不仅鼓舞了同时代的女性,热血男儿亦为之倾倒,“江南”的概念因此变得更加丰厚、多元。

从南宋开始,江南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商业活动十分繁荣。明代内阁大学士李东阳曾在七古《马船行》中描绘当时南京“五方辐辏”“商贾争赴”的盛况:“南京马船大如屋,一舸能容三百斛。高帆得势疾若风,咫尺波涛万牛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书录研究了明清江南文人和商贾的互动关系,以及这对明清文学产生的影响。明代中后期的王世贞受到商贾“因俗为变,与时消息”的经商方式的影响,文学思想由崇尚格调转向追求性灵与俚俗;袁宏道任吴县县令时深受苏州地区商潮影响,大胆树起“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旗帜,将晚明文学解放思想推向高潮;以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提出“义理、考据、辞章”的文学主张,则是受到了以贾名儒行、仁心爱人、诚信处世、廉介守节为内核的徽商精神的影响。这一时期商贾与文人、文学的密切互动,促进了江南文学的递嬗发展,折射了近现代历史进程中的另一番江南镜像。
交汇点记者 冯圆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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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文脉·匠心江南】


匠作:中华文化的耀眼亮色
一峰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
公元1621年,苏州文人文震亨,在他记述器物的著作《长物志》里写下这一句话,表达了对精湛的江南造园技艺的推崇。
经济的富庶、文人的情怀、工匠的创造,孕育了中国古典园林的杰出代表——江南园林。亭台楼阁,叠石理水,一草一木,一窗一景,无不精妙绝伦,世界惊艳。江苏省设计大师、东南大学教授杜顺宝评价道:“江南古典园林自然风景式的布局和精巧的营造技艺在世界园林史上独树一帜,是我国传统文化中耀眼的亮色。”
拙政园
“江南园林,明看苏州,清看扬州,民国看无锡。”古建园林泰斗陈从周先生一生对江南园林倾心不已。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从一个古董商那里得到一批中国明代家具,想放置在二层的东亚艺术馆里,却一直没有找到满意的陈设方案。东亚艺术馆特别顾问方闻就此求教陈从周。陈从周脱口而出:“明代家具当然要放在明代建筑里,苏州园林是最合适的。”在陈从周的撮合下,一批优秀的苏州工匠被派到纽约,连同大量特制的楠木、银杏、香樟和砖瓦,在大都会博物馆里依照苏州网师园的殿春簃复刻了一个园林,起名“明轩”。
“明轩”
“明轩”是第一个出口的苏州园林,从此在世界上掀起了一股江南园林的“中国风”。今天,仅江苏一省,就有拙政园等9座古典园林先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江南文化之独具匠心,在风雅精巧的园子里,也在美轮美奂的工艺品中。
一印、二捏、三扢、四镶、五板,从下而上,由里到外,搓搓捏捏就成形,敲敲拍拍就有面。国家级非遗无锡惠山泥人代表性传承人喻湘莲,虽年过八旬,手里的活可一点没生疏。“心中有数,手下就有活。”喻湘莲说,手捏泥人不像雕塑,全凭手感。除了姿势动作要活灵活现外,泥人喜、怒、哀、乐的不同情绪也要靠匠人一手捏出来。

穿针引线、下针提线,寸人豆马跃然锦上。江南文脉无锡技艺与江南文脉论坛上,受邀现场表演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赵红育,举手投足间既有江南女子的细腻和温婉,也透出江南艺人的专注与巧思。一幅《饮中八仙》绣品,100多个文字细若蝇毫,人物头像和绿豆差不多大小。拿起放大镜细看,只见文字笔锋流畅利落,人物须眉毕现。“精微绣,底料、针、线三方面都得下功夫。”从15岁开始学习刺绣,赵红育三十多年浸淫,逐步形成了一套无锡精微绣的独门绝技:底料要紧密,经纬线绝不可松散;针要细、长;线,则运用分捻技艺,分得越细越好。特别是人物的眼睛、眉毛等细微处,一根丝线,捻松、劈线,分成70份,赵红育只用其中的一份。
苏绣
技艺之美,在乎“匠心”。江南人“不贵空谈贵实行”,专精一技。脱胎于中国山水画意境的苏绣,用上等蚕丝线编织的绒花,采用植物染料印染的蓝印花布,用100多种工具烧制而成的紫砂壶,造就了精致考究、风雅灵动的生活,留下了灿若星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丝绸、茶叶、刺绣、云锦、玉雕、漆器、湖笔、宣纸、剪纸、泥塑、陶艺、苏式家具等江南工艺品,更是精益求精、巧夺天工,至今行销天下,享誉世界。
文心:以“器”作舟,驶向心灵彼岸
“中国文化的俗和雅,都集合在一把紫砂壶中。”
作为紫砂工艺的代表人物,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徐秀棠先生,亲眼见证了紫砂工艺如何从最初的一项民间技艺,发展成为江南文化的代表。“小时候,我跟随顾景舟大师学习制壶。老师手中的壶越做越小,但壶中蕴含的文人气息越来越浓。”

宜兴紫砂壶,以造型讲究、工艺精湛、风格雅致著称于世。传说,紫砂壶诞生在明代宜兴金沙寺的僧人手中,恰在此时,书生吴颐山正寄居寺内,供春空暇时,就向寺僧学习制壶技艺。当吴颐山的壶器烧造出炉时,一种暗淡而深厚古远的栗色,让他惊讶不已,这就是著名的“供春壶”。
似乎从诞生的那一刻起,紫砂壶就深深烙上了文人审美的基因,而“供春壶”也开启了紫砂壶从实用走向审美的开端。
一壶一世界。紫砂壶是“个性”鲜明的艺术品,工艺大师的个人气质直接影响了紫砂壶的造型与风格。许多名壶,无需看印章,一望可知出自谁手,所谓“壶如其人”。
供春之后,时朋、时大彬、陈鸣远、陈曼生,直到二十世纪的任淦庭、顾景舟等等,紫砂名家辈出,名壶争艳。诗人、书画家的加入和骚客雅士的把玩,又为紫砂壶注入了浓郁的人文意趣和艺术品性。
仇英《烹茶洗砚图》(局部)
清代的《烹茶洗砚图》里,一个童子仰首观察水榭顶上的仙鹤,手里扇着炉火,用提梁壶烧水烹茶。主人是文士模样的人物,身边的案上,一张琴、一函书,书边就是一把紫砂壶。
几片茶叶,一瓢沸水,一把紫砂壶,于陋室,于雅厢,以茶会友,以茶养生,以茶洗尽铅华,这种文人化的符号组合,是江南人寻常生活的情趣来源。这份清雅和从容,留存于历史的积淀中,承续于千百年的江南时空。
作为江南文脉的另一个显著载体,江南园林,也因为文人的直接参与,最终成为文人生活的港湾和精神的寄托。“狮子”之禅理佛韵,“网师”之江湖渔隐,“拙政”之巧拙自许,“退思”之进退坦然,以及“个园”风骨、“瞻园”幽思……人的命运,城的脉搏,于园林中若隐若现,折射出中国人独特的审美情趣和人生态度。
个园
“江南园林是一座桥,连接两个审美世界——物像世界和精神世界,最终通向心灵的居所。”浙江大学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副院长王欣教授认为,江南园林是以山水写人文,呈现出“景面文心”的美学意境。和西方园林不同,江南园林更像一艘船,承载着文人向彼岸前进,在山水风景中寻到灵魂的归宿。
江南文脉绵长,传承的是手艺,更是其中所蕴含的人文内涵、哲学智慧及其所构建的精神家园。
“虽为人作,宛若天开”江南园林千年相传的造园精奥,背后是中华文化“人与天调、天人共生”的哲学思想。对江南人来说,造园师法自然与画家、诗人赞美自然山川之美如出一辙。时至今日,“有若自然”仍然是判断造园水平高下的最高标准。
江南民间技艺中呈现出一种对泥土的钟情,这是秉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江南文人投射在乡土上的深邃目光。无锡泥人的形象代表“大阿福”,永远一副憨笑的模样,抚慰着在生活的沟沟坎坎中努力挣扎的人们。宜兴紫砂壶以“五色土”为泥料,让品玩者把五行五色捧在手上、揣在怀里,就像捧着万物的根本,揣着一个大千世界。

创意:跋涉千年,憧憬未来
今年9月,以“特色江苏,美好生活”为主题的第十届江苏省园艺博览会在扬州盛大启幕。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王建国教授担纲主持的园博会主展馆,以“别开林壑”的古典园林之美,赢得各方激赏。
园博会主展馆,设计创意来自于国家一级保护文物《扬州东园图》。这座从古图上走下来的江南私家园林,内里却是一颗现代公园的心。“集自然之谐、文化之脉、地标之美、功能之序、科技之新、持续之用,这是江南新园林的发展愿景。”王建国说。

江南文脉跋涉千年,传承与创新是不竭的源头活水。
技艺层面,当代江南园林在传承师法自然的传统建造技术的同时,正朝着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引领的生态健康建筑发展。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厅长周岚介绍,近年来,江苏高度重视江南园林的文化传承与发展创新,省委省政府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江苏省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工作方案》,着力打造既融合传统又体现时代特征的园林精品。2017年,我省启动实施传统建筑和园林营造技艺传承工程,从抢救性保护、原真性记录、系统性研究、人才培训、传承与创新等方面发力,全面传承园林营造技艺。自2000年以来,我省每两年举办一届省园艺博览会,二十载造园筑梦推动园林创新建设,园林文化历久弥新。
赵红育
价值层面,精美的江南器物逐渐从文人雅赏走进市场大潮和百姓生活。2016年,赵红育领衔的无锡精微绣迎来了一次成功的跨界合作——与飞亚达合作设计腕表。表盖上,薄如蝉翼的同一绢面上展现出一正一反完全不同的精美画面:正面,憨态可掬的褐色猕猴一手攀在树枝,怀抱一只鲜美的蜜桃;背面,一只金丝猴跃然于眼前,手中捧着鲜红的果实。
“精微绣是一件精细活,算不清多少光阴都凝结在了丝线和针法上,这正契合了手表计时的功能。”令赵红育无比欣喜的是,这款手表在当年的瑞士巴塞尔钟表展上一经亮相,即一炮而红。飞亚达公司当即与赵红育达成合作意向,今后每年都以生肖刺绣为主题设计一款手表。
赵红育作品
融合建筑、绘画、音乐、诗词、工艺等多种综合艺术的江南匠作,在世界舞台上散发出愈加夺目的光辉。江苏省设计大师、苏州园林设计院有限公司董事长贺凤春介绍,自“明轩”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复制以来,江南园林逐步走出文人孤芳自赏的“囿园”,走向开放共享的世界舞台。据不完全统计,30多年来,中国园林已累计出口100余座,仅苏州出口海外的园林就有60余座,每年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成为中外文化交流、政治友好和经济共荣的杰出代表。
江南,是江南的,也是中国的、世界的。发端于宋代羊角山古窑址的宜兴紫砂因其雍容大度的胸怀、器宇轩昂的气质,被国外人士誉为“华夏明珠”。改革开放以来,宜兴紫砂已经向全世界56个国家和地区出口,其深厚的人文艺术和精湛的工艺水平在海外引起巨大反响,成为传播中华文化和华夏文明的使者。

江南匠作的传承和创新之路远非一帆风顺。近年来,无论是园林界还是手工艺界,传统工匠队伍老化、传统技艺后继乏人的困境愈发突出。“我们深刻感受到,江南文脉的传承面临很多困难,需要大家一起想办法。”清华大学教授彭林表示,随着大师们年岁已高,年轻人要挑起传承和创新的重任。“融古汇今,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它的功能价值和文化内涵,才能让江南文脉保持鲜活的生命力。”
交汇点记者 马薇 浦敏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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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日报



本文作者 :江苏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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